敦煌藏经洞发掘出的壁画粉本普遍指印
敦煌藏经洞发掘出的壁画粉本绢本刺孔佛象
[晚唐]第220窟北壁药师经变西边
[北周]第290窟核心柱西边龛坛沿突厥人驯马
[晚唐]第329窟西壁笼顶乘象入胎伎乐飞天
墩煌保存下来的石窟壁画有45000平方米，雕像3000多身，可以说数量众多。由于这些墙壁画和雕像是延续千年才形成的，并不是一个时代之著作，但即便是从某一个时间范围来说，其建设的数量也是丰厚的。隋代兴哀30多年，竟建造实现了70好几个洞穴。这般数量众多的墙壁画是怎样生产制造出来的呢？
专家在藏经洞发觉了一百多件称之为“粉本”“图稿”的美术作品，经过与洞窟壁画的具体核对，许多专家学者研究指出在其中的大部分都能够与洞穴相对应主题的壁画相匹配，是当年画技在洞穴制作墙壁画时所采用的“稿本”。魏晋南北朝顾恺之的《模写要法》和谢赫的《古画品录》里都阐述了“传移摹写”在绘画中的重要性。墙壁画创作者对“粉本”和“图稿”的传承和创新，就是一种画画的实践和学习的方法。当代艺术史家贡布里希在《艺术与错觉——图画再现的心理学研究》一书中，给出了“图示—调整”“制做—配对”的美学重现程序。这一绘画重现的方式在我国古代石窟壁画的生产过程中获得极致证实。
不得不说，这种藏经洞美术绘画“粉本”中，还有一部分著作看起来与洞穴某种经变画主题有关系，似乎并不“详细”，换句话说不能与洞穴内这一绘画题材详细相匹配，反而是只是与洞穴画面中的一部分原素“类似”。法国语言学家蕾德侯认为中国艺术创作方式以“模件化”“产业化”为本质特征，这是基于对古中国器皿、文本、美术绘画、和建筑制作流程的具体调查而得到的结果。“零件可以大量预制构件，并且能够以不同排列方式快速安装在一起，进而用有限的资源必备预制构件制造出变幻无穷的模块。”这就给进一步深入掌握敦煌莫高窟墙壁画的生产过程和当时的美术绘画文化教育带来了更多证明。
“粉本”主要是用来供画技参考的图稿，在我国古代绘画作品里对于此事多的是记述。如元朝汤垕《画论》云：“古代人图稿，此谓粉本。老前辈多宝蓄之，盖其匆匆无意间上有天地之妙，宣和绍兴市所藏之粉本多的是奇妙者。”郭若虚《图画见闻志》载：“王殷，工画佛道士职业女，尤精其他国家角色……有职贡、游春士女等图，并粉本佛缘传于世间。”《寺塔记》中更是详细记载了范长命画西方国家变使用了阎立德“粉本”的现象：“三阶院西廊下，范长命画西方国家变及十六对观宝池，池尤妙绝。谛视之，觉水入浮壁。院子上白画树石，颇像阎立德。予携立品行天祠粉本，验之一样。”由此可见，图稿在古代绘画中非常比较常见。
《金石萃编》卷一百四十宋十八“吴道子笔”条云：“二观音菩萨乃唐吴道子笔。余以母氏苦目疾，访求累年，近方获于长安。僧惠谭因摹刻诸石，又系以正二赞，且俾众人瞻敬供奉，同广结善缘云尔。元祐辛未盛夏望日河南省吕由圣遵古题。”如吴道子、郑法士之名人绘画还是依靠“粉本”，民俗画技的情况更显而易见。杨泓、姜伯勤、沙德川、胡素馨花、韦陀等专家都探讨过墩煌“粉本”与墙壁画相互之间的关系。无论是墩煌归义军阶段沙州民间“画行”，又或者是官衙的“画院”及官衙作场，都是会频繁使用“粉本”和“图稿”在洞穴中绘画，那样壁画的样版则当然就起到了教材样本的功效。
（文中选自祁晓庆《藏经洞部分画稿或为画工习作考》，作者为敦煌研究院研究员级，兰大历史学博士）
